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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医大时的青春岁月

时间：2014-10-21 10:21:104 作者：张中兴点击：次

我于1951年1月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就学。时年十八岁，还是一个青春、年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奈日月飞转，岁月无情，仰俯之间六十多年逝去。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八十余岁的老翁了。

细算起来，在哈尔滨医大学习的时间（1951.01--1956.08）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仅是很短暂的一段时光。但是，那段时间很重要，是我获取基础知识，长大成人，人生观逐渐形成、由蛹化蝶的宝贵时期，承载着我的青春年华和无限美好的记忆。

为怀念在那段青春、单纯、健壮、如花似锦的岁月和与同学们结下的手足之谊；记忆下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思念，特将我在回忆录--《往事如烟》中所写的关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期间的一些往事抽了出来，经过精简、压缩，形成此文，算是对母校的一份敬意和对我的第二故乡--哈尔滨永远的怀念。

抗美援朝投笔从戎

我的童年一直是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战乱中度过的。当国民党的飞将军刘峙弃甲逃跑，开封市面临失陷危险的时候，我们便举家外逃，开始了为期八年的逃亡生活。我家在外地无家无业，没有根底，生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饥寒交迫之中，甚至几度断炊。上世纪40年代初，也就是河南遭到水、旱、蝗（虫）、汤（恩伯）四大灾害时，我们的生活到了绝境。当时，蒋夫人宋美龄在全国倡导和组织了慈善机构—儿童保育院，实际上是收养孤儿的机构。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托人将我送到位于鲁山县南部的河南省儿童保育院，求得一日两餐的温饱。在那里与几百名孤儿为伍，度过了八个多月的时光。所以，抗战期间，我的学习生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断时续，数着岁月自动“升级”。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连年内战，读书也不得安宁。解放后迎来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考入了在河南省知名的开封高级中学，能在开封高中求学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心境最平静，可以安心认真读书的大好时机，我非常珍惜在那里的学习机会。

可是，万万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边，危及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我们这个国家，被人欺压了一百多年，受尽了无数的苦难，又经过八年浴血拼斗，以几千万人牺牲的惨痛代价，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再经过数年的国内战争，多少人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全国的解放，中国人民才站直了腰杆，挺起了胸膛，有了希望。可是好日子刚过上没几天，美国侵略者又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久受战乱之苦的人，当别人又要欺负到头上来了，能不义愤填膺吗？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能坐视不管，熟视无睹吗？当时全国上下的抗美浪潮风起云涌，气势磅礴，我们这些饱经苦难的年轻人能不热血沸腾吗？恰在此时政务院号召青年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和一些一心读书的同学，再也坐不住了，激动起来了，正是我们为国效力的时候，坐在课堂里能静下心来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争得父母的同意，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于1951年一月初参加了解放军，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开封高中报名参军的人约三、四十人。临行那天早上，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召开了欢送会。负责接收我们的代表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宣传部的岳部长。他的口才很好，讲话很具煽动性和感染力，他介绍了一些哈尔滨医大方方面面的情况，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当时的学习期限未定，视战争进展情况而定，急用人，学习时间就短，条件允许学习时间就长，为建设储备干部。所以，当时不知道要学习多久，都学习些什么？反正努力学习就是了。

学校的欢送会过后，排队到开封相国寺前街的河南大礼堂，参加全市欢送各校学生参军的大会。各方代表讲话后列队由中山路向南，向火车站走去。沿途的人们，自动地鼓掌，腰鼓队则是从出发地一直护送到火车站，锣鼓喧天，非常热闹。参军的学生们胸前佩戴着大红花，更增加了抗美援朝热烈的气氛。

北京一瞬间

我们乘坐的是运输货物的闷罐车，沿途都是在军事运输站停靠。在一个晚上，大约五、六点钟左右到了北京。时值隆冬，已是华灯初上时分。在昏暗的灯光下，人影朦胧，周围模糊不清。我们从前门车站排队出来，带队的讲过些注意事项和集合时间，就解散了。

那时的天安门前很狭窄。记得，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半部当时是条小街，两边排列着许多小店铺，像今天旅游景点的铺子，卖一些北京特产糖果和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小街中央是条电车路，不断有电车缓慢地经过，发出“噹、噹、噹、噹”的声音，提醒游人让开。我们几个一起同行的人，想看看天安门，可是天黑，看不清，不知在什么方向，没有看到。后来，肚子饿了，想买点吃的，就向南走，到了前门大街一带，还见到一些小胡同，这里有许多小铺子和摆小摊的，都卖些什么东西已记不得了，反正是胡乱买点什么，赖以充饥而已。很快，集合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赶快到集合的地点，排队，进站，上车，又向北进发了。这是我第一次路过向往多时的北京。

路过沈阳

到沈阳的时间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四周还是亮的。除了街道上一些大的建筑物之外，还看到有许多烟囱，显然是个大型工业城市。当时没有什么环保的概念，只觉得，烟囱林立象征着工业发达，很兴奋。不过，烟囱里冒出的黑烟非常严重，把整个天空几乎染成了灰色。难怪当时有人说：“到了冬天，沈阳的麻雀都是黑的”，一点也不假。其实，把所有烟囱都误认为是工厂里的烟囱是错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供暖用的。但，我们这些中原来的，从未享受过暖气的“乡巴佬”们，怎么会知道呢？

哈尔滨第一瞥

车子经过长春，很快就到了哈尔滨，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天空阴沉沉的，微风吹着雪花，打在脸上有些刺痛。我们排着队，背着行李，由车站出来。站前是个广场，黄白相间的建筑群显得明亮、清净。站前广场中央，屹立着苏军烈士纪念碑，呼唤着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解放东北献出生命的苏军烈士永远的哀悼和纪念，令人肃然起敬。

苏军攻下哈尔滨时的照片

我们踏着雪，从车站广场向东南方向走去。快到霁虹桥时，对面过来几位俄国妇女。当时气温已经是零下几十度，而她们竟然仍穿着裙子，脚蹬长靴，甚是新鲜。不过，她们上身穿得都很暖和，多数是很好的裘皮大衣。头上戴着设计别致，颜色和谐的帽子，打扮得更加灵秀。为了防寒，她们的双手都套在一个狭长的毛皮手袋里。

静谧的冬日里有几个异国妇女，她们面色白皙，深眼窝，高鼻梁，鼻头冻得红红的，深红色的嘴唇，映衬着蓝灰色炯炯有神的眼睛，昂首挺胸，体态婀娜而坚定地疾步行进在雪花纷飞的街道上，勾画出一幅秀丽的人物画，更添加了哈尔滨异国风情的气氛。难怪有人将哈尔滨称作“东方莫斯科”，和国内的其他城市相比，的确迥然不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宽敞、恬静、舒适.…… 霁虹桥的建筑款式是欧式的，很典雅，是映入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更衬托出哈尔滨的典雅、庄重和美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

从霁虹桥南边经过，沿一曼街向东南方向走去，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住宿地，文庙街学生宿舍。室外气温已经是零下三十多度，一路走来，虽然穿着很厚的棉衣，可是北风一吹，刮得“透心凉”，好像什么也没穿似的，冻得浑身冰凉，呼出的哈气会在棉帽的帽檐上结成霜，眉毛上也结了霜，个个像白眉毛大仙，脚也被冻得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文庙街学生宿舍是个坐南向北的大院子，东西长约四百余米，南北宽约三百来米。院门在东半部，进门约一百五十米是座二层楼房，东西长约二百米。东西各一个门。楼内南北两排房间，中间是走廊。每间约十四、五平米。每间屋子住四、五个人。为了冬天防冷，窗子都比较小，而且是双层的，两层中间放一些锯末，以吸收结冰后融化的水，防止流到外面。可是室内暖气烧得很热，屋子里的温度很高，当时也是年轻，在室内只穿一件衬衫就可以了。

宿舍里的厕所不像我们那里，是男女共用的，进去后，随手插上门就可以了。我们对此很不习惯，总有些担心。

校园

出了宿舍大门，沿文庙街向东走约四、五百米就到了校部。校门在路的北边。门口挂个不大的、黑底金字的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着：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一行俄文字：ХАРБИНСКИЙ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当时毛主席号召一边倒，全国掀起一阵学习俄语的热潮，看到俄文字似乎很亲切。

校门东侧是个小传达室。进门后向北走约一百来米是当时学校的主教学楼。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门前的几根大柱子，很挺拔，很有气派。窗子也很高大，室内很明亮。

学校的东侧院，进一个圆门就是原来的文庙，已被用做校园和教室，图书馆就是原来文庙的北大殿。

当时的哈尔滨医大的校院是古色古香，很漂亮的。其对面，隔条马路是第二附属医院。

1951年1月哈医大主楼左侧

学生食堂在教学主楼的西北方，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进餐。当时吃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红红的、圆圆的、硬硬的，似乎还只有八、九成熟，咬起来很劲道。可惜，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学生消受不了，许多人吃后不消化，拉肚子，但又只有这种食物，而且怕别人说三道四，就只有忍着，或少吃一些。

1951春，徐涛同学在休息，后方为食堂一角

平时一日三餐，星期天改善生活，两顿饭。早饭是大米饭。当时东北的大米很好吃，蒸出来的米饭颗粒饱满，油光发亮，散发出一种清香，比现在的泰国香米还好闻，有点丝丝甜意，不用吃菜，就可以吃许多。再加上不限量，所以，每逢星期天上午，我们就拼命地吃，吃得撑撑的。星期天下午的饭也比较好，常常是吃（白面）包子。包子馅也不错，也是美餐一顿。

1951年春天我们没有发军装，上级把钱拨给学校，由学校为我们定制的服装。女同学是浅蓝色的上衣，深蓝色的裙子，穿起来很好看；男同学是蓝色的改良式中山服。

学习概况

我们是1951年春节前入学的，应该是春季始业。但当时俄语学习风靡全国，哈尔滨又是俄国人较多的城市，学习俄语的条件得天独厚，所以，我们1951年春季那学期主要的学习课程是俄语、数学和生物学。

俄语课

我们用的俄语教材是学校俄语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边编写、边教课。教研组成员以俄国教师为主，几乎全是女老师，也有一些中国的年轻助教，又几乎全是男的。教研组负责人是ВОЛОЧИНКО（沃罗钦科），三十多岁，身材略高，黄褐色的头发，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梁，大眼睛，深眼窝，口音略显浑厚，很精明、能干的样子。

我们二期一共分六个区队，我们区队的第一个俄语老师是ФЕРА ЧЖАН （张月拉）。她个子高挑，比沃罗钦科白皙，比较面善，似乎总是在微笑的样子，很随和。我们跟随老师学口语，从字母学起，而后是单词，再后是句子，文章。如，老师在黑板上写出РУКА，НОГА，РОТ，НОС，ГОЛОВА等，然后带我们念，同时用手指着手、脚、口、鼻子和头，我们自然就明白了这些字的意思，同时把字母也就学会了。如此积累，由浅入深，逐步学习。积累了一些单词后，就学习些简单句子和比较复杂的句子

好在当时我们还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她用俄语直接讲，我们不懂时，她可以用英语解释。有个叫郭自强的同学英语口语较好，他们两个经常用英语对话，甚至开些玩笑。这位老师很活泼，我们看她就如同一个异国大姐姐似的，关系比较融洽。我们的俄语（中国）助教是杨铎，说是老师，也许比我们只大一两岁，比我们早学一两年俄语而已。语法部分就由他讲解和辅导。杨老师中等偏矮的个头，圆胖脸，稍黑，有股子潮气，很能干，很利索。

有一天，老师讲到一个三、四岁的俄国孩子，说他，有一次被父母带到外面玩耍，他说：Себя показать ，людей посмотреть （意思是，展示展示自己，看一看别人）。三、四岁的孩子能说这样的话，很有意思，让我记忆至今。其次是，学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时，他们的母亲在纪念他们的大会上的讲话，开头就说：Товарищи， говорить о зое мне невыносимо тяжело， веть， я потеряла самого близкого мне человека……（意思是：同志们，说到卓娅我心情非常沉重，要知道，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再就是学习俄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罗夫给青年的一封信时，信中说道:有什么事情我想告诉我国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年轻人的呢?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ноть，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ноть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ноть.(连续性，连续性，还是连续性；或译为，坚持，坚持，还是坚持)。希望从事科学工作的年轻人要有耐心，要坚持不懈，这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真是语重心长，让我记忆一辈子，体会一辈子。后来当在科研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就想起他的谆谆教导，要有耐心，要坚持不懈。例如，1971年我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多年未能突破，直到1978年才取得突破性进展，确实是要有耐心，要不懈奋斗，不怕失败，才有希望。我体会，做科研工作就如同农民种地，可能有收获，也可能颗粒不收。但，要想有收获，必须努力耕耘，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我常说，做科研工作，也许是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甚至是“颗粒无收”，但不努力，则别想有收获。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我们先后有两位俄语老师。当我们在学校东院的文庙院子里西厢房的教室里学习俄语时，就换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年龄较大，可能有四、五十岁左右。在我们二十来岁的人的眼里就算是很老了，完全是一副老太太的样子。她略矮的个子，胖胖的，虽然脸上有许多皱纹，但很白净，利索，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很快，爽朗，快活，语调好听，爱和同学们开个玩笑，是个非常慈祥，可爱的俄国老太太。我们通常管她叫“巴布什卡”（БАБУШКА，意思是祖母，外婆）。上她的课一点也不累，在欢笑之中就完成了学业。记得，巴甫罗夫给青年的一封信就是她给讲解的。我估计，她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文化修养很深，是个贵夫人的样子。其实，当时在哈尔滨的俄国后裔，基本上都是俄国贵族的后代，是十月革命后移居哈尔滨的。

当我们的俄语学习学到一定程度时，有个阶段，为了巩固学习效果，要求我们同学之间相互对话一律用俄语，并发了一些纸条，用汉语说一句，收回一个纸条，作为督促的方法。但这件事未持续多久就不了了之。

由于我们入学时的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使水平相对拉齐，1951年春季还重点地补习了数学，内容包括大代数和微积分，为后来的学习打基础。

生物课

当时，哈尔滨医大的生物系很有特色，虽然都是些年轻人，但积极向上，工作热情高，在系主任李璞老师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努力。因为没有统一教材，也就没有框框，我们的生物学教科书是生物系自己编写的，内容很丰富。我们进行了系统的生物学学习，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直至灵长类动物。实习课就更有意思，先是学习显微镜的结构，进而观察细胞，印象最深刻的是草履虫，它真像一只草鞋，四周还有鞭毛，在显微镜下看，运动的很快。再就是多细胞的腔肠动物，它们从口到尾只有一个“管道”，食物随水流从中流过，它们就可以获得营养。

我们的生物学实验课很多，自己动手做各种解剖观察，记得清楚的是青蛙和兔子的解剖。不知老师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青蛙和兔子，供我们解剖观察。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不仅政治上向苏联学习，方方面面都向苏联学习。生物学方面我们学习红极一时的苏联列别申斯卡娅的“活质”学说。她认为，生物可以从无生物直接变化而来，声称她观察到了卵黄囊里可以自动地形成细胞，她还宣扬用弱碱水沐浴可以延年益寿。当时，她的学说甚嚣尘上，压倒一切，而维尔啸的细胞学说则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是“反动的”，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遗传学学说，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但也是喧嚣一时。

遗憾的是，这种用政治标签和大棒子压人的办法是站不住脚的，后来很快被证明，他们都是错的，是不是学术骗子，不好说。

当时生物系里无教授，系主任李璞老师是个讲师，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样子，高个子，长脸，大下巴。他的学识很好，据说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著名教授陈桢的得意门生。讲义基本上是他编写的，他很活跃，爱开玩笑，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他爱发表意见，这在当时是很不合政治气氛的，所以他既是个才子，又是个“麻烦”，每次有什么“运动”，他都是运动员。可是，学校又对他没办法，总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后来他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是我国北方遗传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解剖课

自1951年秋季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系统的医学课程学习。最先学习的是解剖课。从系统解剖到局部解剖，按部就班地进行。系统解剖是将每个系统分开讲解。在此基础上，又按身体的不同部位，一个一个部位的学习，讲解在一个部位内的各种组织及它们的相互毗邻关系，为外科学学习打下基础。

解剖课以实物教学为主，一开始接触尸体解剖，看到被甲醛（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像酱牛肉似的，非常恶心，与当时的红高粱米饭的颜色差不多，因而很影响食欲，好多天都吃得很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为了学好解剖课，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因为复习时要看标本，我们往往在晚上到位于大礼堂下面的地下室去看标本，那里是标本室，在水泥解剖台上陈列着许多解剖标本，拿在手里，如获珍宝似的，看个不停，记忆其形态、大小、位置，完全忘记了那是人体做成的，也忘了害怕，经常复习到很晚才离开。

化学课

哈尔滨医大当时的化学教研室力量比较强，师资众多，所以，我们的化学课安排得比较系统，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等。系主任是郑仁枫教授。我们当时的化学实验教室在文庙院子里西侧的房子里。

有机化学很有意思，特别是学习到“乌龟壳”（苯环）有关的部分，我发现，将它们进行各种拼凑和排列组合，就是各种化合物，我画了一张“联络图”，有助于记忆，老师还为此表扬过我。

分析化学的实验课较多，各种试剂加来、加去，就可以分析出所含成分，很有意思，大家也都喜欢做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就比较抽象，主要靠推理，演绎而成，要发挥想象力。特别是胶体化学，更是靠理解力。毕业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时我才感到，它对从事医学研究很重要。

生理学与季钟朴校长

生理学比较热门，主要是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巴甫洛夫的神经生理学就是讲课的重点。季钟朴校长亲自为我们讲巴甫洛夫学说。另一位授课老师是徐屯。

季校长1913年生于江苏常熟，1937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同年赴陕北参加八路军。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任教务长兼生理教研室主任。1949年被任命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他长期教授生理学，编写过许多教材。他讲课比较形象，举例很多，容易理解。他为我们讲解巴甫洛夫神经生理学。巴甫洛夫的治学精神和注重实验的治学方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他在喂狗的过程中发现了条件反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第二条件发射系统的学说，对我们后来在科学研究中的治学方法，有很大的帮助。

季校长高高的个头，略长脸，皮肤白皙，江浙口音。他待人和气，温文尔雅，总是面带笑容，说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样子，但说话很有分量，有道理。他经常对学校建设提出要求，特别是他强调办好学校，教师质量是第一位的，教师是主导，为哈尔滨医大的建设呕心沥血，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季校长知识渊博，而且为人谦逊，待人和蔼，很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对于哈尔滨医大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致果教病理

教我们病理学的是张致果教授，原来是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一个小老头，一副老学究的样子，总是穿着一身中式服装。他的文言文很好，编写的教材基本上是半白话，半文言，既简练，又内涵丰富。就数他的病理学教科书最薄。他讲课很生动。常说，学病理要多看病理片子，起初往往是视而不见，看多了，有经验了，就一目了然啦。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

1951春，同班同学，前左二为作者

眼科主任石增荣教授

哈尔滨医大有一位老教授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眼科主任石增荣教授。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个又瘦又高的老头，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老了。

石教授是当时的中华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他不仅学术造诣很深，而且非常善良。他是留日学生，当研究生时的课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形成原因研究。归国后，他在哈尔滨开了个眼科医院，是私立医院，名为“石增荣眼科医院”。他有个独到之处，真正是“杀富济贫”，对有钱人收费很高，而对一般人收费很低，实在贫穷者免费治疗，所以解放前在哈尔滨很有名，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他教眼科学特别强调将眼病与全身状态相结合，不要孤立地看问题。

生物化学

我们学习生物化学时无适当的教材，是由王林芳老师（1956年王林芳到协和医学院做研究生，后来一直在协和生化系工作）翻译的俄文教材油印而成，而且是边翻译，边油印，边讲课。讲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文庙街校址进行，由从北京医学院请来的丁延介教授授课，讲基础理论部分。

第二阶段因为原校址让给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们迁至秋林公司北面奥连特电影院对面的原邮电大楼里上课，由世界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的同父异母姐姐，刚从英国回来的邱琼云教授授课，主要是生化实验。例如，如何用研磨器研磨组织，进行耗氧量测定等等。

其他基础课还有：组织学、胚胎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药理学、营养学等。

互助组：

由于入学时学习程度个体差异较大，少数同学学习比较吃力。在基础课学习期间，就将学习比较好的与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搭配起来，三人一组，组成互助小组。这个办法也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我们的前一期同学（当时叫老三队）多数是战斗部队调来学习的，水平十分参差不齐，大概是他们参照农村的互助组办法，发明的这种组织形式。

一般在考试前复习功课的时间，互助组成员就在一起复习功课，反复地理解，回忆学过的功课，互相提问，轮流回答，以加强记忆。这个办法比较有效，学习吃力的同学，也能顺利过关。互助组也不是固定的，好像是一个学期一变。

在期考前，对于一些学习困难的同学，还要指定专人帮助。每逢期考之前我总要忙活一阵子，帮助一些同学。这些方法在当时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确能使有些同学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起码可以达到及格的水平，能够毕业，对国家培养人才是有利的。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于今天提倡独立思考地培养人才的原则。

1953年，前左起:赵凤霞乔维亚陈馨黄国卿中左起:刘素凤沙莉君卢性宁

后左起:奚伯侍张中兴周天晓卢顺庆

临床医学课

临床课包括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口腔科学，妇产科学，小儿科学，其他还有公共卫生课。因为我们是军事学员，还有军训，卫生勤务课，毒理课等。

内科学的教科书是翻译的苏联塔利耶夫内科学，主讲的老师有倪教授、于维汉教授，刘希魁教授。外科学授课老师有徐敬业教授，刘载生教授，夏求明老师（即后来在我国心外科方面，特别是在同种人体心脏移植方面做出重大成绩的夏求明教授）等。眼科学老师在前面已经讲过，是石增荣教授等。儿科学教学的有季钟朴校长的夫人等。

刘载生教授是著名骨科专家孟继懋的得意门生，他的学习笔记记录的非常工整，整齐，特别是他画的人体骨骼系统非常逼真和形象。

1953夏欢送一军医大学卫勤教员

此外，因为我们是军事学员，还有野战外科学，卫生勤务学，毒理学以及军事训练课等。

临床见习与实习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一门综合科学，实践性很强，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由于人体的个体差异很大，在医学教育中，见习，特别是实习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学习期间我共参加了在校见习，到吉林解放军第十二医院的见习和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实习。

在校见习

在校见习是从二年级开始的，地点是位于一曼街上的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先是上午在门诊见习，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口腔科见习和外科见习。

有一天上午，外科门诊来了个青年农民，前一天夜间他走山路时遇到了“黑瞎子”（狗熊) ，按他们的说法是被狗熊舔了脸。实际上，是整个上颚、鼻子和舌头全没了，除了眼睛外，整个脸部缺失，是个大窟窿，样子非常怕人。后来如何处理的已记不得了，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此人是凶多吉少，难以生存，总不能一辈子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吧！

我们还在学校大门对面的附属二院内科见习过。先是到结核科见习，那里住院的全是结核病人，许多是开放性的，有传染性的病人居多。我们每次到那里都像如临大敌似的，穿上白大褂，带着帽子和厚厚的口罩。病房的医务人员也都是这样。当时这种病还是非常可怕的，治疗手段有限，主要药物是雷米封和链霉素。再就是所谓加强营养了，办法不多，很棘手。

一般内科的见习也在那里。跟着老师学习听呼吸音和心音。特别是听有瓣膜病变的病人的心音，分辨是哪个瓣膜有问题。一开始，听不清，也分辨不出，后来听多了，也就渐渐能分开了。

我还遇到过一位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一位患急性肾炎的女学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在一次感冒之后，诱发了肾炎，全身水肿，又白又胖，脸也肿了，可是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据说后来病逝了。青春年华，如花似玉的人就这样被病魔吞噬了生命，真是可惜，家人该是何等痛苦啊！这些见闻更增加了我们学好知识，救死扶伤的责任感。

奇怪的是，未学医之前，看到别人的胴体是一种感觉，而学医之后，无论看到病人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没有一般人的那种感觉了，只是看他们是自己的病人，有责任帮助他们。大概医德就是这样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吧！

值夜班

后来就开始值夜班，跟着老师看夜间到的病人。可能是年轻的缘故，每次值夜班之后，第二天上课就成了问题，坐在那里总是瞌睡，抬不起头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又不敢睡，脑袋总是画曲线，非常难受。

我们还在哈尔滨道里的哈尔滨妇幼保健院参加夜班见习。整夜不能睡觉。半夜来了病人，也要参加。往往有些先兆流产的病人，要实行紧急的人工流产和刮宫。给病人扩大宫颈时，可能是疼得厉害，病人很难忍受，经常大喊大叫，让人非常同情和难受。不过，也没办法。不知现在是否仍有这种情况。

内科和皮肤科见习是在道里靠近新华书店的哈尔滨第一医院，那里病人比较多。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诊断为麻风病的病人，真如书上所说，面部就像是个雄狮，即狮子脸。大家都很紧张，怕被传染，离他远远地看着。

吉林市陆军第十二医院见习

1954年夏，二期三区队同学在陆军第十二医院门前，二排右二为作者

1954年夏天，我们区队部分同学被安排在位于吉林市靠松花江的陆军第十二医院见习。从地图上看，现在吉林铁合金厂职工医院所在地位置大概就是当年第十二医院原址。医院面积很大，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无论是医院的门诊，检查科室，各种办公室，还是病房和宿舍都在平房之内。医院里无论是领导，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的作风，甚至洗涤纱布，晾晒绷带的情景，食堂里的做饭方式和饭菜的内容，都很有点战争年代野战医院的气氛，完全和今天的部队医院不同。现在有些影视剧描写战争时期的野战医院就很像。我很怀念那种淳朴的部队作风。

1954夏实习同学在十二医院宿舍前，后排正中是作者

我们见习的同学住在一个一连五间的平房里，中间是房门。男同学住左边两间，女同学住右边两间，中间一间当过道，两侧门上挂个布帘子就算是房门了。除了见习，休息时间还组织我们到一些地方参观，有时还和院里的球队比赛篮球，生活内容比较丰富。

有一次还组织我们到离吉林市不远的盘石去参观一个名副其实的野战医院。那里和第十二医院又有些不同，除了设备简化以外，医院很朴实，好像随时要出发打仗似的，随时准备着，战斗气息很浓厚。使我们体会到战争年代部队医院的情况。

三区队男、女篮球队员，后排左起第七人是作者

协和医院实习

1955年秋，约是9月份，学校安排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

协和医院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的医院，解放前许多重要领导岗位由美国人把持，美国的医学专家也不少，其治学与管理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比较严谨，有序，责任分明，也等级森严。

解放后协和医院被军队接管，医学院院长是周长庚（少将，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医院的院长是我军卫生战线上的知名模范丁志辉。1956年秋协和医院交回地方，归国家卫生部领导。

协和医院历来是国内最知名的医院之一，历史悠久，专家云集。解放后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管理制度，医疗水平高，医疗作风好，在全国享有盛名。

院内有许多知名专家，如：内科有张孝骞、邓家栋、张安、张学德、朱俊卿、黄宛、方圻等，妇产科有林巧稚、葛秦生、宋鸿钊，普通外科有曾宪九、吴蔚然，泌尿外科有吴阶平，胸外科有吴英恺，整形外科有宋儒耀，神经内科有许英魁，眼科有张晓楼，耳鼻喉科有张庆松，生理系有张锡钧，生物化学系有刘世豪，药理系有周金黄，病理系有胡正祥，微生物系有谢少文等。这一连串的名字就足以表明当时协和医院的水平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最突出的是医疗作风好，医德高尚，对病人关心备至，对下级栽培，爱护，但要求严格。

一开始，我们住在协和医院东门外的护士楼里。这个楼是三层建筑的西式小洋楼，坐南向北，解放前专供护士居住。门厅日夜有人守卫，一进大门有个布告栏似的板子，上面挂着每个人的名牌，一面红色，一面白色，每个人进楼后先将自己的名牌翻到红色，表示在楼内，离开时翻成白色，表示已离去，一目了然，很新鲜也很科学。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去。二楼和三楼的中间都是个大厅，比较宽敞，四周有沙发，可以在那里休息，会客，聊天。大厅的周边是居住的房间。每间约二十余平方米，住四个人，比较宽敞，设有四张小桌，适合读书学习。

餐厅在地下室，一日三餐在那里用餐，饭菜比较丰富。夜班时在医院楼群的地下室，有夜宵。饭菜既好又便宜，有不少北京风味的小点心。到手术室之前或手术后，更衣室里备有各色点心，可以垫一下。

我们除了到各临床科实习外，还参加一些专题讲座，如心电图，治学经验等。当时在协和医院南大门对面的小礼堂每周四下午都有学术报告，由北京的许多医学专家来做报告，我们基本上全参加。

妇产科实习

我们被分为若干小组，轮流到各科实习。我们小组最先到的是妇产科。头一天晚上就同曹大夫值夜班。他非常敬业，也非常热情，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夜。

在协和妇产科耳濡目染林巧稚大夫的所作所为，深受教育。林巧稚是位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誉满天下的医生。她对学术精益求精，对病人如亲人，对下级要求严格，也关心备至。

当时协和妇产科每周四下午举行病例讨论会，由实习医生报告病例和初步意见，住院医生报告诊断，主治医生进一步说明。而后，依次询问副教授、教授们的意见（当时有连利娟、姜梅、宋鸿钊、葛秦生、唐敏一等高级医生参加），并陈述理由。对于提高学术水平非常有益。倘若哪位医生回答有错，无论你是实习医生，或是教授，林大夫都会和颜悦色地，但毫不客气地指出你的错误，并进行耐心的讲解，一视同仁。说明林大夫治学的严谨和对下级的严格要求与精心培育。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林大夫对产妇和病人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她每天查房，逐一询问病情，问要求，问感受，问困难，一句话，病人就是她的亲人。她当年55岁，病人好像都是她的女儿。广阔的知识，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技术，真诚的关爱，这样的医生，岂有治不好病的道理。先不说诊断、手术，仅仅是爱护和关心已使病情好了许多。我常对人说，林大夫对病人就如同母亲对女儿一样。

有一天，我负责的一位产妇临产，估计可能是难产。当晚，林大夫未下班，其他人也跟着不下班（这是林大夫的习惯，有疑难病人，她就不下班了）。大概是夜间十一点左右，产妇产下一个婴儿。婴儿比较大，浑身是一层厚厚的胎脂，又光又滑，我虽然手大，也差一点掉下来，很紧张。你想啊，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第一次做这种事能不紧张吗？

更严重的是，婴儿娩出后，不哭，就是不呼吸，拍打屁股也没用。因为是我负责接生，情急之下，就用导尿管吸婴儿口中的羊水。我将导尿管的一头插入婴儿口腔内，另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吸，也许是紧张的关系，用力过猛，一下子把羊水吸到自己口腔内，羊水淡淡的，有股咸味，弄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站在身边的林大夫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谁都有第一次。我将羊水吐干净，先处理婴儿的事，再去漱口。这个女孩如果活着，已经五十多岁了。而我也是喝过这种特殊“洋水”的人啊！不过，我估计，喝过这种“洋水”的人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有第一次嘛，当然啦，第一次不一定都喝羊水。

在妇产科实习时，曾见到过一位绒毛膜上皮癌的患者，二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浓眉大眼。她由于产后胎盘剥脱不完全，留下了祸根。当时对这种病还不像今天，没有什么好办法，主要是用一些激素之类的，所以人显得白白胖胖的。她的性格好，医护人员都喜欢她，对她也特别照顾。他丈夫对她也非常好，经常在病房里陪伴她（当时医院里不用病人家属陪伴）。我们都知道，她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许多部位，活不了多久了，但还是希望奇迹的出现。遗憾的是，有天下午她突然腹内大出血，不治身亡。她的丈夫非常悲伤，哭得死去活来。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医务人员也都很难过，盼望着早日研究出治疗这类疾病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绒毛膜上皮癌这种异常凶猛的疾病已有了疗效很好的治疗方法，应当感谢这些研究工作者。这是我继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见习时见到一位因感冒后患急性肾炎去世的女大学生之后，见到的第二例死亡病人。深感医务人员的责任重大，而任重道远。

协和妇产科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病理标本室，由唐敏老师负责。室内收集了大量的病理标本，对于理解病种非常有利。

林巧稚一生单身，当时已55岁，住在东单协和医院的宿舍内，但她只要知道当天有疑难病人就不回家了。她的床头总放着电话，一旦有事必须立即报告给她，轻则给予指导，重则立即赶到病房，亲自处理。

六十来年过去了，林大夫也早已仙逝，但她的音容笑貌总会萦绕脑际，她的高尚品德总是让人敬仰和缅怀。近年来每当看到或听到一些医生的不良表现，甚至是恶劣的行为时，就异常愤慨，自然而然地会想起林巧稚、邓家栋、张孝骞、许英魁、张晓楼（我国砂眼疫苗的创始人）等等，这些学问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老前辈。

1955年冬，协和妇产科实习，前排中为唐敏老师，后左二为作者

神经内科实习

在协和神经内科实习有两件事记忆犹新。到神经内科实习的第一天，在上班之前，我们便早早地到了医生办公室，坐在那里等待。过一会儿，许英魁教授来了，大家依然坐在那里，以为理所当然。他进门后，一看这样子，马上说，“起来，起来，我再进来一次！”说罢，他走出去，又重新进来。大家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早上好。他进来后说：“这就对了”。这是教我们尊重长辈，尊重老师，给我们上了做人的一课，比讲些知识还重要。

我负责过北京机场一位名叫孙登科的地勤战士。他的症状是半身失去知觉，但表现为从人体正中一刀切似地分为两部分，左半身一点知觉都没有，用针扎，用热水刺激，都没有反应，而一过中线，到了右半身一边，立即反应灵敏。这不符合解剖学上神经分布的道理。因为人体表面知觉神经的分布不是从正中一刀切的，而是有一些互相交叉，不可能从正中截然分开，再加上他有些神经质，所以诊断为癔病，即常说的歇斯底里，是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病，所以就按精神病治疗，用暗示的方法诱导他。具体办法是每天给他缓慢地从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溶液，边注射，边说：“注射后全身有种发热的感觉”。他回答，有这种感觉。接着就说，连续一周就好了。如此，我每天给他静脉非常缓慢地注射葡萄糖酸钙溶液，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话。一周后，果然他的病好了。知觉全部恢复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活着，估计他如今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内科实习

内科实习主要是参加查房和病例讨论，以增加医学知识。在内科实习时，对每一位新入院的病人，实习医生必须书写全套病例，包括做常规的化验检查。病例要非常详细，包括已有症状和无症状的各个系统必须问到，无论阳性或阴性结果都必须书写清楚，说明你考虑到了，以防止遗漏问题，最后写出自己的初步判断。一个病人入院，完成这一套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无论病人是白天入院，还是半夜入院，都必须立即完成这一套。所以，当时最怕晚间十一点左右来病人，一忙乎就到下半夜了。不过，那时北京的治安情况很好，夜里一、两点钟从协和东门出来，穿过米市大街，到新开路的宿舍，即使是一个人行走也毫无问题，大街上静悄悄的，很安静，失去了白日的喧嚣，一个人步行其间是一种难得的宁静与舒畅。

我曾管理过一个发烧病人。三十余岁，身材高大，壮实，是一位保姆，不知何故已经发烧一周左右。她入院时浑身皮肤发红，发烫，体温甚高。检查各个系统，均未发现问题，不能明确病变的部位。用尽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降温手段，包括对抗感染的，降低体温的，维持营养的，可就是高烧不退。后来，先后请了各科的知名专家，包括传染病专家张学德教授，都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大概病人又发烧一周左右，突然在一天中午，不治身亡。迄今我都不明白，她患的是什么病，为什么高烧不退，死因又是什么？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位死去的病人。

我还管过一名外国留学生，她得的是胃溃疡，主要用制酸药物对抗治疗。但她睡眠很不好，说她晚上翻来覆去，很难入睡。我说你是什么原因，辗转反侧地睡不着。她马上问我，你刚才说的什么，我说，说你辗转反侧地睡不着。她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给她做了解释，她反复地背诵这几个字，要把这个成语记下，治病还不忘学习。

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的内科病房里收治的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的病人很多。几乎每次查房，主治医生以上的老医生都要对这种疾病的方方面面进行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的所谓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其实是篇文献综述。如果协和的档案保存的好，也许现在还能查到当初写的那篇很不像样子的所谓论文。实际上是凑和过关而已。

协和新开路宿舍内读书，左二本人

外科实习

外科实习分两部分，一是参加各种查房，看病人，二是参加手术，或在旁观看，或上台当助手，拉钩。有一次在一位姓赵的主治医师的带领下，给一个大隐静脉曲张的病人做大隐静脉摘除术。手术以赵老师为主，我有时也动一下手。大概上午十一点半手术完毕，就回新开路学生宿舍吃午饭去了。下午上班，护士长告诉我，那个病人走到门诊，还未走出院门就突然因手术野大出血而立即回到手术室急救，打开缝合的创口，重新进行结扎，并收进了病房。后来听说，鉴于血管类手术有风险，院里决定，以后凡血管类手术，术后一律住院观察，不在门诊做此类手术了，不知是真是假。

当时协和的胸外科由吴英恺教授领导，他在西山黑山扈创建了解放军胸科医院（现在的309医院地址）。我们的胸外科实习是在黑山扈进行的。医院的面积很大，分两个部分，南部的医疗区和北部的宿舍区。

我们住在宿舍区一个小楼内，每天早上起床很早，要到病房给病人量血压，或者抽血，送检，做化验。平日里主要是参加病例讨论和到手术室参观手术，顶多做个拉钩的助手，用力把皮肤拉开，让术者看得更清楚。当时吴英恺的主要助手有黄国俊、邵同方、张大为、李功宋等人。后来这些人均成为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吴英恺做手术时看起来一刀，一刀，似乎是慢慢的，但他做起手术来视野很干净，清晰，没有多余的动作，整体进度是快的。他做手术时的手术器械助手是手术室护士长（黄国俊的夫人），此人动作麻利，而且她知道下一步需要的器械是什么，术者一伸手，“啪”的一声下一个器械就送到手上了，非常默契。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多架美国飞机的空军战斗英雄赵宝桐因病住院，可能是要做个肺部小切除。人民日报的知名记者金凤因采访他，相互认识了，日久生情，已处于热恋之中，经常去看他。赵宝桐打敌机是英雄，但在病房里就不那么英雄了，手术之后，因创口疼痛经常当着金凤的面，哼哼唧唧的，十足的一个大小孩，很有意思。

其他活动

协和实习期间陆毅指导员来看望我们

1956年五一节到了，是个难得的机会，医院组织我们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前的游行。可是，我们当时都没有便衣，协和的同学就借给我们衣服。当天早上我们早早地吃了早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在米市大街排好了队，等在那里。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才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排在靠北侧的一面，经过天安门时比较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其实，也只是个大概的轮廓而已，距离还是很远的。这是我在北京先后生活几十年里唯一的一次参加天安门前的大游行。其实，当时还没有毕业，不知毕业后要到何处。

在哈尔滨医大时的生活掠影

在哈尔滨医大学习期间，我们的文体生活是比较丰富的。每个区队有生活干事、文娱干事和体育干事，负责组织大家的文体活动。

周末舞会

在上基础课期间，通常在周六的晚上，学校的大食堂会举办舞会。同学中的男同学多数来自河南、湖南的一般家庭，而女同学多数是来自上海和武汉，有些人的家庭比较富裕。所以，男同学中鲜有会跳舞者，而女同学多数会跳舞。我们那时就如同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似的，关系融洽，无拘无束。每逢周末，往往是女同学叫男同学一起去跳舞。我们说，不会；她们说，不会，我们教你。就这样，男女同学就到了跳舞的地方。一开始，男同学多数笨手笨脚，身体也是硬邦邦的，不灵活，更谈不上什么舞姿优美了。但，时间久了，在“老师们”的耐心教导和带领下，就有所进步，什么华尔兹，慢四步等等也就学会了一些。不过，那时的舞蹈比较正统，基本上是交际舞，不像现在花样翻新，名堂多。

初生牛犊不怕虎黄河大合唱

大概是1952年春节，学校组织全校的春节联欢晚会，各个年级、各班级轮流上台演出。我们区队不知何人提议，要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大家也都赞成，全班同学悉数参加。男同学唱《河边对唱》，女同学合唱《黄河怨》，其他是全区队合唱。大家都非常卖力气，虽然水平不高，却也一起呵成，而且也有声有色，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我们都很自豪。

迄今为止，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同学们的表演时常浮现在眼前，黄河大合唱的一些唱段现在还能唱出来。特别是其中一段:“滑哟，冲向前，滑哟，冲向前，滑哟，滑哟，滑哟，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冲上来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多么振奋人心，多么气派，有这种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吗?

现在想来，这样复杂，难以驾驭的大合唱，连专业的文艺团体都不敢轻易演出，我们一个区队几十个年轻娃娃，就不分水平高低，不管是否五音不全，硬是不知天高地厚，啃下来了。真是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看电影和京剧

学校也时常为我们安排些其他文娱活动，如看电影，看演出，参加联欢活动。

我们常到位于南岗与道里交界处的“兆麟电影院”去看电影，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白毛女》，《钢铁战士》等。《白毛女》很感人，诉说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而钢铁战士则描绘了一个坚强不屈的解放军战士，很激动人心，张良主演。

在南岗的原电报大楼里学习时，我们教室的对面有个“奥连特电影院”（俄语的意思是东方电影院），当时电影票非常便宜，我们常在星期天到那里看电影。记得看过一部宣传婚姻法的电影《两家春》。说的是旧式婚姻，十一二岁的一个小男孩娶了个十八九岁的大媳妇，像个大姐姐带个小弟弟，尽出笑话。他媳妇和一个大哥哥谈恋爱，他都不明白，而且还帮助传递信息。女主角好像是秦怡演的，很好看。

“奥连特”电影院是俄国人办的，去看电影的俄国人很多。他们身上狐臭味很大，为了压制这种臭味，一进门，总有服务人员用喷雾器往观众身上喷香水，弄得大家都香香的。其实，这真是掩耳盗铃，臭味加香味，五味俱全。

那个时候苏联电影很多，像《列宁在十月》，《保卫察里津》，《静静的顿河》，《保尔·柯察金》，《夏伯阳》和描写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生活的电影《幸福生活》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些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静静的顿河》和《幸福的生活》中关于哥萨克男子的描写，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幸福的生活》中的哥萨克男子汉格利高里，脾气暴躁，倔强而又能干。影片中“你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草原上的鹰，勇敢的哥萨克，为什么，为什么又前来相会，打破了我的平静？”描述了一个女子对倔强，桀骜不驯，坚强能干，大公无私的男子汉的爱慕和抱怨，这段唱词许多人都会唱。燃起了人们对苏联人民的爱慕和向往，想象着他们生活的美好景象。

夏伯阳的小胡子和倔强的个性，列宁在十月中对华西里的讲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至今仍是经典台词，被人们经常使用。

由于学习紧张，没有时间看小说，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几乎是人手一册，并且自觉地、认真地阅读。保尔·柯察金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入人心。他那句关于人生价值的名言，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并引为座右铭。而他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的爱情故事，也使人看到人的本性。那时的青年都以保尔·柯察金做自己的榜样，要向他学习，起到了净化灵魂的作用。

有一次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到哈尔滨演出，在道里的一家剧院演出他的拿手好戏《红娘》。主要内容是红娘如何帮助张君瑞和崔莺莺好梦成真，而东窗事发后，崔夫人拷问红娘及红娘如何批驳老夫人，指责老夫人，让老夫人同意他们的婚姻的事。故事很有意思，我看过《西厢记》，知道其中情节，关键是荀慧生先生的演出活龙活现，充分显示出红娘的善良和机智。当时荀慧生已五十开外，演起来却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活泼样子，很到位，不愧是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还看过话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到楼台会一节时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们，看得很激动。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那时中苏关系非常好，时常有苏联的歌舞团来华演出。哈尔滨俄国人多，自然是他们必到之地。有一次，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哈尔滨农业大学的大礼堂演出，我们去看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俄罗斯民间舞蹈，芭蕾舞和男、女高音独唱。技艺高超，水平很高。有许多是苏联的功勋演员。还在那里看过罗马尼亚国家歌舞团的演出，民间舞蹈和独唱也很出色。

还有一次，苏联芭蕾舞团到中国演出，也到了哈尔滨，在农大礼堂演出。的确是高水平的。尤其是苏联功勋芭蕾舞艺术家乌兰诺娃的表演，动作娴熟、优美、干净、利索，非其他演员所能企及。后来在北京也曾看过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芭蕾舞演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的确是经典。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

哈尔滨有个俄国人办的音乐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音乐学院附中，多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我们曾到他们学校联欢，大家唱些苏联歌曲，一起跳集体舞。俄国的年轻人个个长得都很标致，机灵，活泼，而又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特别是他们的服装很有特色。男学生穿的黑色小西服，扎个领带，非常精神，很绅士，女孩子穿的白衬衫，蓝裙子，扎两个小辫子，很优雅，楚楚动人。我们去时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欢送。

当时全国都在学习俄语，哈尔滨苏联人多，学习俄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家在那里办了个专科学校，叫做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大专水平。说是外国语学校，其实就是俄语专科学校。我们也曾到他们那里去联欢，开周末舞会，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相互交流学习情况，也很热闹。特别是在那里遇到了河南老乡，说起来就更加亲切，希望以后多联系，但因学习忙碌，后来就断了联系。

体育活动

1953夏，在海拉尔街宿舍后院篮球场做课间广播体操

我们的体育活动也很丰富。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每天下午必有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到操场打球，做体操。有时还有各种体育比赛。到了冬天，就到溜冰场上学习滑冰。初学时，很笨，经常摔屁股蹲。好在当时年轻，摔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学，慢慢地就学会了，有的人还滑得相当好。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每周我们就到当时哈尔滨最大的一个滑冰场上去滑冰。你追我赶，也很热闹。时常有人摔倒，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暑期生活

我们是军事学员，过的是军事化的生活，虽有寒、暑假，但通常都在学校度过，鲜有离校回家者。所以到了假期，就组织我们一些活动。

有时候在暑假，我们到哈尔滨著名的松花江畔和对岸的太阳岛去玩耍。松花江畔当时叫斯大林公园，长长的江岸马路，两旁古树参天，树荫浓密，是个纳凉和休息的好去处。江堤上的铁栏杆的造型也很别致，也是一景。公园的西头有个很漂亮的“江上俱乐部”。是个俄式建筑物，不大，二层小楼，但建筑风格很别致，很有点俄国风情。

1952年夏在太阳岛，前排左起第三位是作者

那时的太阳岛不像今天这样繁华，只有几栋小洋楼，树木多。围绕太阳岛的是松花江的支流，水不深，可以游泳，沙滩的沙子也很细，可以在那里晒太阳。在沙滩上总能看到许多俄国人，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吃野餐，晒太阳，男的只穿一条短裤衩，女的也只是多一个乳罩而已，比比基尼还比基尼，但他们都习惯了，无所谓，很自然。他们皮肤白皙，太阳一晒就红红的，可能是日光性皮炎。

有时候在周日下午晚饭后，我们会约上三两个要好的同学，到江边去，租条小船，划船到对岸的太阳岛上去玩。记得，我和郭自强同学等就去过多次。郭的划船技术很好，我们就向他学习，一般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去，划到对岸，玩一会儿再划回来。这时太阳照着江面，波光粼粼，闪闪发光，夕阳西下，伴着天边一抹红云，在大好风光里，泛舟江面，令人陶醉，至今难忘。那时年轻，胆子大，不知道害怕，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危险。

隆冬季节在松花江畔，还有一种活动，叫做“滑爬犁”，从江岸高高的木头台子上，两个人趴在爬犁上，手扶前面的操纵盘，被人一推，从几十米高的木制滑道上以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俯冲下去，越滑越快，到了接近江心时，已经是非常快了，一般人初学时，非常紧张，刺激。熟悉了，就很享受了。我们常常是一个男同学带一个女同学，吓得有些女同学大喊大叫。

1952夏全区队在松花江河水中，最后一排左起头发茂密的第四人是作者

帽儿山

帽儿山顶三区队同学合影

1953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二期同学到一个叫做“帽儿山”的地方去度假。坐火车大约两个小时，到了一个小镇，住在当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组织大家爬帽儿山，从山沟里走过，向山顶上爬，在山顶上玩耍，唱歌，吃带去的饭，大家都很高兴。

朝鲜停战：1953年7月28日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喇叭里突然大声广播，7月27日朝鲜交战各方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大家听了都很兴奋。我们是为抗美援朝而来的，结果，学习已进行了三年，却未能参加战争，既是庆幸，又略有遗憾。

毕业考试

结束在协和医院的实习后，我们于1956年6月，返回哈尔滨医大。这时位于沙曼屯的新校舍已经落成，我们住在学生食堂前面对面排列的六栋黄色三层楼的东侧第三栋的三层学生宿舍内。沙曼屯的学生宿舍已经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1952在阿什河街宿舍时，通铺，打地铺，一个大房间，住三十来人，每人铺宽约80厘米，人挨人，倒也亲密。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考试并非学过的各门功课都考。

毕业考试只考内科、外科和哲学。因为我们是军事学员，卫生勤务是必考的。准备考试，大概一个月时间。

由于战乱，这次考试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一次正式的毕业考试，第一次完整地把一个学习阶段完成，参加的毕业考试。和从上学以来经历的各种考试一样，由于平时学习比较扎实，从不惧怕考试。

毕业分配

毕业考试之后有一段时间进行毕业教育，主要是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服从组织分配。这一点，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志愿军尚未从朝鲜撤军，东南沿海情况紧张，大家为了响应号召，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到朝鲜去，到东南沿海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思想动员阶段完成之后，毕业分配开始了。一天上午，还是在办公楼后面那个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开始了毕业分配工作。先是总后勤部干部部门派来的领导讲话，肯定了大家五年多来的学习和进步，感谢了学校的精心培育，表扬了大家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最后，由一个人宣布分配名单。从到志愿军的开始，而后依次是各军区，各兵种，军医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

几百个人的名单几乎全部宣布了，从志愿军到协和医院也都宣布完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是漏掉了吗？还是出了什么问题？真有些着急。最后才宣布到当时还在上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学名单，其中有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我们二期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还有其他十几个人。（注：1958年夏军事医学科学院奉命由上海迁到北京市太平路）。

授衔仪式

离校前，有一天晚上，在学生食堂的一层，举行授衔仪式。可能是当地军队的一个级别最高的领导代表总后给大家授衔。基本上是授予（技术）中尉军衔，全期同学只有两个上尉，据说还有两个少尉。

授衔仪式后，接着是毕业宴会，也是入学五年多以来唯一的一次宴会。十人一桌，大家唱歌，谈笑，共饮，叙说五年多以来的同学之情、战友之谊，彼此互道祝福。互相鼓励着，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感谢母校老师们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我们为祖国添砖加瓦，担当起建设祖国责任，努力奋斗的时候了。

临别留念的部分照片：

部分二期女同学在校门口

三区队三班同学毕业合影后右二是作者

1956夏毕业前二期三区队全体同学在学校主楼前合影第三排右五人为作者，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后来我的夫人徐涛同学

当时有位同学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毕业畅想曲》，并预言，在毕业后20—30年我们这期同学中会产生许多教授和著名学者，甚至院士。事时证明，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培养，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无论是在高楼大院，还是在基层、边疆，甚至浴血的战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有的洒尽鲜血在平叛的战场上，有的牺牲在援外工作中的异国他乡，默默无闻地为祖国，为人民尽力了，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没有给母校丢脸，反而为母校增加了荣光。

永远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我亲爱的母校，祝你永远创新，永远走在前列！

永远的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祝你更加美丽，更加富饶。

这是一个学子对母校和第二故乡的衷心祝愿！

附一：张中兴简历

1951 01—1956 07 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

1956 08—1962 02 军事医学科学院实习研究员

1962 03—1980 04 军事医学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1980 04—1987 04 军事医学科学院副研究员

1987 04—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1989 03—1991 04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

1993 12 军事医学科学院退休

1992 04—1994 12 兼任《中国医学论坛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