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收拾旧物，在压箱底的资料中，一眼就看见这个小红本本，不由得一阵强烈的沧桑感袭上心来。我把它托在掌心仔细端详，渐渐陷入了沉思……

细算起来，它有60岁了。暗红的皮面上早已失去当年的光彩，几道折痕好似老人脸上的皱纹，里面的纸页也泛黄得如同病妇的面孔，只有那皮面上刻下的10个银色娟秀的繁体字依然清晰如昨，熠熠生辉。这个小本本就是我大学时期的学生证。自打1954年8月24日入学之后，到今年的8月24日它整整陪伴了我60年。

哈尔滨医科大学，曾是我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而只有新中国的到来，才使我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到1959年8月大学毕业时，学生证已完成自己的使命被注销，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可对我来说，这段求学经历之难得、受益之深远，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作为一个终生与人的生命安危息息相关的医者和学子，任何时候都会牢记赐与他技能的母校与师长，忘不了母校所付与的“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其情之浓，其恋之深，确可倾注一生而无悔……同时，这学生证也是我早年的境遇和思想观念形成的见证，长期保存它，正是表明了我心底的那份持久而执着的依恋与守望。

人的生命历程有无数个驿站，人也总是习惯地走过一段路后回过头来望望，思忖一下对与错，得出些许感悟，以便走好后面的路。况且，随年龄增长，时光推移，同样的事每次感悟都有所不同。记得1948年春天，全家大小一同返回了久违的故乡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时我已小学毕业，本应去读中学，隔壁二房东的儿子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他讲道，这里的学生每学期要付相当于两袋兵船牌面粉（每袋50斤）的价值作学费的。对于穷百姓来讲，这钱数已相当可观，而父母又都在失业，没有收入，实在拿不出，我只得失学了。时逢北平物价飞涨，日子难过，所以，等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全家立马迁回了沈阳。之后，当得知本地政府招收电话接线员时，父亲便叫我去应考这份差事，好挣钱养家。我当然不愿意了，把嘴一撅反驳说：“我还小嘛，我还要读书！”“咱们念不起中学呀！”父亲无奈地压底了声音，低下头喃喃自语。可我就是不死心，没听父亲的话，没去找工作。正巧，邻居的王家哥哥程林告诉我，沈阳四中正在招收新生，学费也不多谁都念得起呢。我高兴极了！乐得又拍手又蹦高！就在那年4月我考上了四中，被分到初一戊班，这回总算是念上书了，那种感觉真好，头上是响晴的天，树也绿花也美，心想没有比这更好的世界了……不久，父母经大连京剧团哈鸿滨伯伯介绍，双双去了沈阳的东北京剧团工作，家中生活才日趋稳定。当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

从1949年到1954年整整六年时间，我读完中学，考上大学，既圆了儿时的梦，也实现了祖母的期望，也就在这短短六年里，使我幼小的心灵顿悟了许多做人的大道理：首先必须懂得感恩。因为“念大书”这件事是我们董家几辈人可望不可及的，穷人没有机缘啊！而且我发现班上比我家更穷的学生不止一个，他们都来自农村，在靠政府发的助学金上学呢。事实证明了一个理儿，只有实现了公正与平等的好社会才有穷人的出路！所以，要感恩、要报答的思想就从此深深埋在心里生了根。其次，明白了人活在社会上的意义是什么。沈阳四中位于南九条，离家并不近，可我来得早！每天上午由老师给上文化课。下午便是政治学习讨论，题目是：人为什么活着？班长张大昕是个个头不高的小男孩，坐在第一排，他转过身来领着大伙发言，孩子们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有人为挣钱，有人为娶妻生子，有人为父母养老，还有人说是为了吃饭，这就引发了热烈的辩论，究竟是活着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个个争得小脸通红，各论其理。有的讲：连饭都没得吃就活不成，还能干啥？也有的讲：吃饭是为了活着呀！而活着就是要为自己作事情……不记得辩论持续了有多久，终于有一天，辅导员老师（就是现在的班主任）在黑板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实际的结论是：人类生存无法脱离社会，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都无法独自完成，都要靠社会来提供，人与人之间由平等的互助关系组成了社会，因而，每个人为大众、为社会服务、去帮助别人，是社会道义上的一种必然实践，人人都有为社会付出的义务。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于：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至此，在我的头脑中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

我读中学那会儿，全国刚刚解放，历年来饱受战乱之苦和外族凌辱的百姓们，急盼有个清平世界，新中国的出现，体现了民之所思，她恰恰就像初升的太阳、像春天的和风、像及时雨，她真的知道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政府一系列举措下达后，老百姓住得起房、吃得饱饭、念得起书、看得起病，每个人都能有一份可以养家的工作。单说物价之低就足以令现在的青年人惊讶得咋舌！想啊，中学生每学期只交两元钱的杂费，其他全免，住宿生也仅收伙食费，每月才8元钱啊！家穷的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天底下多难找这么叫人高兴的事呀？即使是读大学伙食费也仅有12元，更没收过学费，在大学时，家里每月只寄给我20元，可月末我还有5元的剩余呢！不时还能帮同学一把。尽管那时的工资很低，而人人都懂得节俭，家家都能放心地赖以生存。更要提到的是，战后的国家已是创痕累累，百废待兴，处处需要资金来重新建设，政府却首先把百姓的疾苦，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百姓创造有利于生存的基本条件，全方位地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青年人把为群众服务作为生活的宗旨，理所当然；而百姓们也都是打心眼儿里拥护。1954年春，国家发行建设国债，动员在职员工购买，父母回家谈到此事时被祖母听到了，年过花甲的她没有文化，在旧社会的几十年里她靠给富人当保姆养活全家，苦处可想而知。此时，她一声没吭，收拾收拾把家里几只鸡下的蛋装进一个小筐里，平时舍不得吃，这回却求人拿到市场卖了几元钱，然后拿到居民组去买国债。组长笑着对她说:“ 你老人家没有买国债的任务啊！儿子、儿媳都在单位买啦，钱拿回去吧！”祖母可不愿意了，急着说：“ 他们能买我就不能买吗？政府这么好，建设要用钱，我就不能尽点义务吗？”问得组长无话可说，只得把钱收了，给她买了国债。这件事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百姓的真实心里活动，他们无法不去爱戴一个实实在在为百姓着想的政府啊！事实上，在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若每个人都能全心全意为群众作事，结果受益的还是自己。即过去讲过的: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况且，当时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面向全社会、自上而下的。当年周恩来总理的外衣上就别有一枚 “为人民服务”的胸章。政府官员都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全国几亿人是个大家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那时的社会风气。而对于一些具有严重腐化堕落行为、以权谋私、贪得无厌的人，政府当局采取了果断的“零容忍”态度。如1952年对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高官的果断处决，体现了当局反贪反腐的意志和决心，在如此严厉的震慑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毛主席当年就此事曾经说过;“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这就是那个时期新中国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那时的我，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下定决心把自己煅造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以最大的热情回报给可爱的社会和国家。这种坚定的意志一旦确立就再没有动摇过。在大学里更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尺寸光阴，珍惜不再来的大好青春。我和同学们一样，都在“超学时”，都在竭尽全部精力去消化苏联七年制的教材、一心一意去领会老师们的教导。那时的校风纯朴、勤奋、乐观、向上、一派欣欣向荣。五年的刻苦学习，使我们修成正果，我成了一名能为百姓解决疾苦的医生，我可以用自己学来的本领，一门心思地去实现报答社会的心愿了。这个陪伴了我多半生的小红本本就是见证，哈！它就好像护身符，有它在身旁，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就从来没离开过我。我的灵魂仿弗永远也不会陷入歧途……

我这个从“沦陷区”和“国统区”一路迷惘着走来的女孩， 该多么庆幸我的青少年时代得遇新中国的朗朗乾坤！一个全方位纯净而安全的社会，给我净如白纸的童心写下了人生绝美的文字，留给了我贯穿一生的依恋，使得我在三十余年的从医历程中，一直坚守着“服务人民”、“报效人民”这条底线，从没有为一己私利而越过雷池半步。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同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征吧！

人到了耄耋之年，再回头审视走过的路，犹如登上泰山之顶，心胸豁然开朗，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人生的得失与恩怨早已化作雾霭散去。此时再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拥有雄厚的家产？不是！是极其丰富的物质享受？也不是！是享有至高无尚的绝对权威？都不是，这些只不过都是生命中的海市蜃楼，唯有当百姓欣喜地赞许你、渴盼着你来助他，而你给了他们生命的希望，那时，才体现了你真正的人生价值；无与伦比的快乐和自豪感会充彻整个心灵，这种持久的悦愉之情，是多少财富也换不来的呀……

在纪念入学60周年无比激动的日子里，于人生路上走过了八十一个春秋的我，怀着感恩的心，要把一千个、一万个祝福送给我的母校，衷心祝愿她在21世纪的今天，在医学教育领域里不断发展进步，日新月异；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出更多掌握高端技术、德才兼备、更深受百姓喜爱的优秀人才。

注：作者为我校医本五期学生。